《宪章》以共同价值为基础，所有权利分别隶属于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
此外，还建议全国人大适当时机启动《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工作，以充实完善地方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责规定，同时还要求各地人大或者常委会制定其地方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定。备案审查是《监督法》赋予专门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指的是对同级政府作出的影响公民、法人普遍性权利义务的可以反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合法性、适当性审查。
其二，在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选配上，需要改变其中存在的人员老化的状况，因此，有必要鼓励年富力强、有干劲的年轻同志担任在专门委员会相应的职务。第二，《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专门委员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建议，说明专门委员会具有独立身份，可以对外开展法定授权范围内工作，与单位内设机构不能以自身名义对外开展工作完全不同。有人认为，人大专门委员会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因此就是内部机构，不能对外独立行使职权，笔者对此不认同。试举一例，立法权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权力之一，但此一权力的充分行使其实是需仰仗于各专门委员会的。对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权，《地方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于此层面而言，专委会的工作便难以有所作为。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②Members always need to be mindful that the Constitution speaks directly to Congress.See Thomas E Baker，Jerre S.Williams：Constitutional Analysis，2003 by West，a Thomson Business，p19。
维护个人自由断然非宪法之全貌，保障国家权力始终是宪法的目的，麦迪逊困境揭示了宪法的永恒两难。追随卢梭，法国共和体制更为关注公平和平等，个人只能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自由的保护建立在法律的恩赐之上，因为只有议会代表人民的意志。宪法不仅体现程序公正，也保护实体公平。在共和体制中，个人不是多疑、自私的个体，而是博学、积极的公民。
关于法院裁决反映民主，亦可参见：[美]罗伯特·G.波斯特：《宪法的法律权威之形成：文化、法院与法》，冯川译，载张千帆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354页。首先，自由主义并非我国的立国哲学。
约翰·哈特·伊利对此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切的解释，其所贡献的思想是将法院限定在对立法机关立法程序的监督之上。[16]（83-84）但是，现代宪法所倡导的自由却比古典宪法还要古老，贡斯当所区别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言明了古典宪法免予政府干预的自由是近代的事情。防御宪法阻碍了中国宪法回应现实的伦理力量，既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宪法传统，亦未关注共和，更未对民主集中制表达适当的尊敬。人民民主主义确立了平等之于自由的优先地位，这是由共和政体的内在品质决定的，也是开国之父深思熟虑之结果，还是社会主义是人民之大多数的政权性质使然。
她既是民主的，也是共和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以及独特的发展轨迹。[12]在进步宪法学家的眼中，宪法不仅是裁决性的（adjudicated constitution），也是立法性的。并且，它们彼此谁也无法在竞争中绝对胜过对方。[15]（P64、65、97）斯蒂温·纽曼在其所著的《智识终点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现代国家的反叛》一书中指出：美国是第一个洛克式的政体。
自由主义为抑制人性之恶贡献了必要的智慧，但却忽视了立法者的勇敢、德性、决心，忽视了政治家对国家所负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宪法责任，以及通过制定普遍化的法律保护基本权利的力量。……发现总统是否超越其权力并非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司法责任。
听命不仅意味着议会须受宪法的限制、规范和约束，还意味着议会须接受宪法的道德、政治和法律指引。保护自由不仅需要好政府，也必须依靠民主的力量，更仰赖法律。
消极宪法只关注了人性的阴暗部分以及权力的扩张本能，忽略了宪法指令与立法者的能动力量。在所有的政府中存有一个永久的斗争，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这就是权力和自由的斗争。支配法国宪法的中心思想与其说是洛克和孟德斯鸠，不如说是共和主义的代表卢梭。它的建立的实质是洛克《政府论》第二篇论述的原则的表演，在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似乎是洛克的公民社会包含的意思的近于完美的模板。美国司法审查模式在全球范围扩展是二战之后伴随国际地位提高之后美国司法文化的一种输出。[31]（P1057）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入宪法第三条。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未将最终权力寄托于议会，而是寄托于宪法。宪法不仅保护个体免予国家的侵犯，也需要抵制相互之间的侵权。
共和理念、权力与自由持久的竞争关系意味着限制权力从来、也不应该是宪法的唯一目的，在实现自由的漫漫长路上，权力对自由的存在是基本的，而权力的本质是领导、回应、责任和美德。正如法国宪法长期被视为政治和道德准则，宪法理论仅集中于政府机构，美国权利法案被法学院的课堂关注也不过只有半个世纪。
换言之，宪法是说给立法者听的，法律是说给行政和法院听的。④换言之，法官应服从法律，而不是成为法律的主人。
最后，立法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机构，而非仅仅是防范。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清晰含义、语言、逻辑和历史都表明宪法要求各州立法给予每一位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但是，法院的解释是将of置换为against。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反复论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把最高法院说成是不顾国家民众的支持而强加以道德审判，是错误的。
卢梭将民主定义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执政者与被执政者统一、命令者与服从者统一。正因为此，麦迪逊不无遗憾地说道：建立政府本身可能反映了人性的耻辱。
但是，这种深受孟德斯鸠野心必须野心来对抗的权力制衡理念只是法院的部分职能，而非全部。[16]（P113） 最后，权利斗争观重视政治机构。
[31]（P1057）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但是依然需要承认权力对自由的存在是基本的。
不仅是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还是对立法者的鼓励。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这就是说，法院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作用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也没有按照中国人想象的方式进行。……在建立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先使政府强大，然后再使他控制自身。
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言，人们总是倾向于过分夸大权力的恶意，无视权力保障权利的正面力量。通过将equal protection of law变为equal protection against law，法律的平等保护变为抵制法律的平等保护，提供保护的法律变为被抗拒的对象，民主的法律成为自由的敌人。
民主集中制既非议行合一，亦不同于三权分立，其权力重心在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公共事务的运行必须建立在这类习惯和假设之上。
出于对联邦统一的关心，最高法院只是相对热心于裁决州法是否违宪。[美]迈克尔·J.佩里：《慎言违宪》，郑磊、石肖雪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第5页。